印度前总统K.R.纳拉亚南先生在纪念和平共处五项原则发表50周年国际研讨会上的讲话
2004-06-14 00:00
        我是怀着莫大的荣幸和历史感来参加本次由中国人民外交学会组织的“纪念和平共处五项原则发表50周年国际研讨会”的。和平共处五项原则由周恩来先生在中印两国开启关于中国西藏地区两国关系的双边会谈时首度提出。当正式会谈开始后,中国代表团团长章汉夫先生重申将以和平共处五项原则为指导方针,解决两国之间存在的突出问题。印度代表团团长对和平共处五项原则持欢迎态度。他说尽管印方并没有向中方那样提出这些原则,但是印度自获得独立以来一直将其视为本国外交政策的基础。他还建议在会谈结束时,将和平共处五项原则写入《中印关于中国西藏地方和印度之间的通商及交通协定》的前言中。因此,和平共处五项原则于1954年4月29日第一次出现在国际关系文件当中。

  当时的印度总理尼赫鲁热烈欢迎“和平共处五项原则”,并且在印度议会上说,“和平共处”是一个古老的印度短语,佛祖曾经在道德范畴使用过它。他还补充说,印度尼西亚政府采纳了这个短语,当他在印度尼西亚听见这个说法的时候,突然觉得这是一个令人愉快的短语。他相信,这种提法对于今天的世界有着重要的意义。而在中国,“和平共处”的思想可以追溯到远古时代。中国大哲学家孔子曾经讲过“和而不同”,并且为人类行为确定了某些伦理准则。因此我们可以说,和平共处五项基本原则产生于亚洲的文明矩阵。而作为其现代形式,1954年《中印协定》中写入的和平共处五项原则,则是古老的亚洲大陆对国际关系理论与实践的新颖而富有创造性的贡献。今天我们相聚北京,和平共处的古老思想以一种现代形式在这里获得新生。因此,我相信,它对于已经经历巨大变革而且仍在经历变革的今天和明天的世界将继续具有重大意义。

  今天,回顾一下和平共处五项原则发表的背景是至关重要的。中国大革命胜利后,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第一届全会通过了一项“共同纲领”,该纲领包含了和平共处五项原则中的核心原则,新中国提议在这些原则的基础上发展同世界各国的关系。最初的想法是用这五项基本原则指导中印关系,后来范围逐渐扩大到与亚洲、欧洲以及整个世界的关系当中。在关于印度支那问题的日内瓦会议上,世界各国政治家们考虑最多的一个问题就是新生的亚洲和旧有的欧洲及西方殖民者之间的关系。1954年6月,正是在日内瓦会议期间,尼赫鲁总理邀请周恩来访问印度。这次访问被证明是亚洲历史上关键时刻的一次重要事件。当时,作为一个年轻人,我曾有幸目睹了周恩来总理在印度受到空前欢迎的盛况。周总理每到一处,都有成千上万的人民高呼“印中人民皆兄弟”这样的口号。两位总理就如何在亚洲尤其是东南亚地区建立和平以及如何将和平扩展至全世界进行了广泛的讨论。他们得出的结论是,不能通过军事协定或者结盟,那样只会使得各国陷入痛苦的冷战之中:而只能通过中印两国最近签署的和平共处五项原则,才能在亚洲建立共同安全和集体和平(尼赫鲁总理偏好这样的提法)。他们设想类似于印中之间签署的和平共处五项原则将会在中国和缅甸、缅甸和印度、中国和印度尼西亚、印度尼西亚和印度,以至于亚洲各国及其他世界各地之间签署。当时,各大国及发达国家正热衷于冷战和痛苦的意识形态之争,“和平共处五项原则”却能够在亚洲以至全世界深入人心,的确让人啧啧称奇。

  两国之间——此处就是中国和印度——的原则协定能够被几乎全世界普遍接受并最终被联合国接纳,这在国际关系史上亦是很罕见的。在一系列积极和热情的国际活动当中,周恩来总理和尼赫鲁总理分别独立地对亚非欧各国进行了访问,并且与其中大多数国家签署了体现和平共处五项原则的协定。在万隆召开的亚非会议接受了和平共处五项原则,并在《万隆十大原则》中进行了详细阐述。在贝尔格莱德举行的不结盟会议则将和平共处五项基本原则作为不结盟运动的核心原则加以接纳。事实上,和平共处五项原则已经成为指导亚非各国争取平等和自由、反对殖民主义和帝国主义势力主导世界的主要原则。联合国将和平共处五项原则看作国际关系的行为准则,联合国前秘书长达格·哈乌舍尔德先生曾经说和平共处五项原则是对联合国义务和目标的重新肯定。1957年12月11日,南斯拉夫、瑞典和印度三个国家在联合国发起了一份包含五项原则的和平共处决议,并被这一世界性组织全票通过。

  不幸的是,在冷战己经终结的今天,世界仍不太平,霸权势力的主导依然给世界笼罩着浓重的阴影。在这种新形势下,和平共处五项原则对于国际关系行为来说变得愈加重要。事实上,尊重国家主权和领土完整、互不干涉内政、互不侵犯、平等相处已经成为建立正义和平的世界秩序之支柱。现在我们不断听到一些新的国际主义新学说,很多世界发达国家的政治理论家鼓吹主权终结甚至是国家终结;也有的学说主张建立一个单极世界,由某个或某些拥有强大经济和军事实力的国家称王称霸。中国和印度信仰多极世界,在这个世界里,权力被分散到几个中心,文化、语言、宗教、经济条件和政治信念都可以无限多样化和差异化。单极和干预性理论与实践是不可能持续的,同时也与民主多元的世界秩序背道而驰。承认主权、不侵犯、不干涉他国内政、平等互利、和平共处构成了建立可行世界秩序不可缺少的要素。全球化不应该成为资本主义在世界范围内最高级、最微妙的表现形式,而应该成为圣雄甘地所设想的一个友好独立国家的联合体,在这里,没有哪一个国家会去操纵或者剥削别的国家。全球化世界的适当行为准则应该是和平共处五项原则,而不是一个超级大国或某几个国家称王称霸。任何以人权和民主为名义的干预都应该经由联合国执行,或者获得联合国的直接批准。为此目的,我们认为应该改革联合国,扩大联合国安理会席位,使其更加能够代表全人类,尤其是人口众多、伟大民主的发展中国家。我相信,作为和平共处五项原则的共同创始国,中国和印度能够通力合作,促使这一世界性机构实现民主化转变,以服务于整个人类的利益和理想。这里,我希望引用伟大的中国领导人邓小平先生1988年12月所说的话:“近几年有一种议论,说下个世纪是亚洲太平洋世纪,我不同意这个看法。即使把苏联的远东地区、美国的西部地区和加拿大包括进去,亚太地区人口也只有3亿左右,而我们(中国和印度)两国人口加起来就有18亿。中印两国不发展起来就不是亚洲世纪。”邓小平的话在今天显得更加正确了,因为印中两国的人口总数已经超过了20亿,占到全人类的五分之二。得益于邓小平先生率先提出并由继任领导人大力实施的经济改革,今天的中国取得了令世人瞩目的经济成就。印度也己走出了缓慢增长综合症,实现了经济的持续快速发展。在这样一个发展阶段,印度和中国可以在很多领域飞进行交流与合作。

  与该地区其它快速发展的国家携手合作将会实现邓小平先生所构想的亚洲世纪。有了中国和印度,新世纪将会稳步地朝着亚洲命运迈进。亚洲的命运不是与世界其他地方彼此孤立的,而是世界命运的一部分。江泽民主席曾经在其对印度的历史性访问中说,中国和印度将建立富有建设性的21世纪新型合作伙伴关系。我认为,新世纪亚洲乃至全世界两个最大国家之间的合作是历史的必然。作为和平共处五项原则的共同发起人,中印两国共同前进,振兴我们的友好关系,利用和平共处五项原则为世界创造和平、进步和稳定,是我们的国际主义职责。今天世界面临的主要问题之一就是捍卫多元的世界秩序,只有这样,每一个国家才能够根据自身的条件不断地变革、成长和繁荣。20世纪50年代,贾瓦哈拉尔·尼赫鲁曾经说:“每个国家都应该自主地选择其发展道路,同时向他国学习借鉴,而不是被别国强加其经验。这就需要一种新思维,而和平共处五项原则正好提供了这种思维。”今天,我们也必须具有和平共处五项基本原则在20世纪50年代提出的这一崭新思维方法,当时正是中印关系的黄金时期。为了我们的共同利益,为了国家之间的和平、友谊与合作,我们必须通力合作,让和平共处五项基本原则向周恩来总理说得那样“在全世界永放光芒”!

(www.fmprc.gov.cn)

推荐给朋友
  打印文字稿 全文打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