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研究印度古代史的难处
        研究印度历史，特别是古代史很困难，如果试图把印度古代史串条线，很可能会无功而返。中国有编年史，有帝王的起居录，有这个志那个考，正史之外又有形形色色的注和疏，这些印度没有（克什米尔和坝贝例外，这两个地方有编年史），一个个早期王朝的兴起和衰败如尘灰一样无迹可寻。幸运的君主成了神的肉身，在传说里继续存活，如罗摩，但毕竟少之又少。除了一些断壁残垣证明某处曾经是个城市，某处曾经发生过战争外，我手里几乎所有印度古代的资料都是关于神话传说的。大体上说，印度文明于公元前3000年左右开始是公认的，因为有摩亨佐达罗和哈拉帕文化的遗址来证明，这两个遗址所显示出的高度文明曾让我在巴基斯坦的国家博物馆兴奋得手舞足蹈。再往后的情况就不明朗了：雅利安人进入恒河平原的时间是不是公元前2000年左右？雅利安人是一群民族还是一支民族？其原始聚居地在何处？恒河和印度河流域文明在经历无数次破坏前是怎样辉煌？一个伟大的君王曾经统治了多少领土？诸如此类的种种问题让人头疼。摩亨佐达罗和哈拉帕文化持续了上千年的时间甚至更久，但这一千多年里竟没有任何突破性发展，其最终是否灭于雅利安人之手也说不清楚。雅利安人进入印度后至少到公元前三、四世纪，印度的历史成了一部灿烂夺目引人入胜真实虚构参杂的故事、神话、传说和志怪，独独不是通常意义上的历史。难怪很多西方学者认为印度没历史，从这点上看，印度的确也没有历史。但换一个角度，什么是历史？我同意高善必（D D KOSHAMBI）的观点：如果历史仅仅意味着一连串妄自尊大的杰出人物的姓名和令人难忘的征战，那么印度史就难编撰了，但如果知道某个时期的人们是不是使用犁，要比知道他们国王叫什么更加重要的话，那么印度就有历史。
        印度人是不大有时间观念的，相信每一个在印度居住一段时间的人都会同意我的观点，这恐怕是印度古代没有编年史的原因。在印度人看来，中国人考证玄奘离开长安的时间是贞观元年还是贞观三年毫无意义，不就是两三年的时间嘛，印度人几千年都看作沧海一粟，管你哪个凡人存在过，什么时间干了些什么事呢。即使到现在，在印度农村很多人还不能确定自己的年龄；和印度人说好几点见面，他往往要迟到半个小时左右，甚至根本就不赴约。很多人对这些极不习惯，指责印度人不守信。其实这只是他们的时间观而已。于印度人而言，这一生不过是来还债的，要还祖宗债、神债、仙债、人债和鬼债等等，要尽不同的义务，义务尽到了，才能转入好的轮回，至于这一生是否有其他意义并不重要。因为太短，一年不过是86.4亿分之一个梵天日、43.2亿分之一个劫而已，几小时，几天，几年、几代人乃至几十代人都是瞬息而逝的东西，何必执著于如此短暂的事务呢？也难怪后人对《罗摩衍那》成书时间的估算前后竟相差近千年。
        古代印度宗教地位过高是这段历史无法确切的另一个原因。这同中国的情况不同，在中国历史的多数时期，宗教都是为政治目的服务的，要服从世俗的统治阶级并想方设法与其理念一致，除了梁武帝等少数几个帝王外，多数君王都不会把宗教当成命根子。世俗统治阶级自然也把自己神化，至少在口头上要臣服于至高无上的“天父”，搞各式的祭祀和祈祷，但他们更注重现世的体验，成仙成道的目的是为了延长这种体验而不是从中解脱。古印度不一样，婆罗门教将人分为四个种姓，后来又派生出几千个亚种姓和亚亚种姓。婆罗门种姓掌管祭祀，有超乎凡人的权力。处于刹帝利种姓的国王和武士们不过是神用来掌控世界的工具。比起哪一年在哪里同什么人打了一场大胜仗，人们更关心是哪一位神以何种形式参与了这场战争，以及一场祭祀的规模、火祭和马祭的程序、对湿婆祈祷时应该用的咒语等。既然神在人间的代言人婆罗门们掌握着大权，便不可能花大气力去如实记述某个王国的实际疆域及其兴起灭亡的日子。一切都和宗教联系在一起，所有的胜利都归于神的庇佑，凡人的成绩在婆罗门看来是微不足道不值一提的，除非出于某种目的将这个凡人夸大为神的化身。我们只能从《阿达婆吠陀》所记载的关于医术的咒语来推想当时医学的发达，从《摩奴法典》的规定中去了解当时的社会制度、生产关系、生产力水平和文化等，但这些也只能是推测，难求客观和准确了。而这一切社会活动的根源和中心，就是婆罗门教。

        二、婆罗门教
        婆罗门教的成形年代无据可考，史学家们也各有各的说法。能肯定的是婆罗门教主张吠陀天启、祭祀万能和婆罗门至上，教典即四部吠陀（《犁俱吠陀》、《夜柔吠陀》、《沙摩吠陀》和《阿达婆吠陀》）。《犁俱吠陀》是最早的吠陀经，但其内容到14世纪下半叶才在印度南部被适当地编辑，之前很少书面整理，流传也多靠一字一字地记忆。《夜柔吠陀》描写的可能是公元前1000年左右的历史，其他两部吠陀的成形应该在《夜柔吠陀》之后。依此推测，婆罗门教大约成形于公元前十世纪左右。
        婆罗门教的内容并不完全是雅利安人的东西，至少后来如是，无论是信仰神、祭祀形式和种姓内容实际上都或多或少与被征服地区的土著有关。种姓的问题另文讨论，这里主要说说相互关联的前两个方面。雅利安人在印度北部由西向东扩张的过程中，婆罗门教对原住民材料的吸收主要是两种形式：一是主动或被动吸收一些地方性的图腾或神氏，加以融合和消化，使之成为自己的神氏或祭礼形式。另一种是刻意丑化原住民（主要是达罗毗荼人），将其刻画成与雅利安神族相对抗的魔族或鬼怪。
        关于第一点的佐证有很多，其一是早期吠陀神中较有势力的天帝因陀罗（佛教中的帝释天）、火神阿耆尼、太阳神苏尔耶和水神伐楼那等神氏以后地位越来越低。其二是在《梨俱吠陀》中名不见经传的杜尔伽和湿婆等后来却成了最受欢迎的神。其三、即使吠陀中提及的神氏，也不见得就是雅利安种。如晓天女神邬霞曾同因陀罗进行过一次激烈的战斗，她的战车被砸烂，女神也逃跑了。再比如因陀罗曾杀死了工匠之神多施德利的儿子、长着三个鸟头的恶魔多瓦施德尔，而描述这次事件的赞美诗的作者就是多氏本人，他的鸟头已经变成了鸟，其中有两个成了婆罗门氏族中的著名图腾。无论是邬霞还是多氏本人，都可能是当地土著的神氏，在经过与因陀罗等天神的数次战斗和婆罗门们口头的演变后成了婆罗门教的神。其四、依印度神话，阿修罗和因陀罗是表兄弟，都是梵天的后代，阿修罗先于因陀罗统治天廷，但治理无方而为因陀罗等天神驱逐替代。阿修罗有可能是雅利安人某一劲敌的信仰神，也有人认为是历史上的亚述人，曾入侵并征服了雅利安人领土。其五、湿婆崇拜或者该种崇拜形式在公元前3000-2000年左右就存在。人们崇拜椭圆形的石头（象征男根，也叫林加LINGA崇拜），求得生命和力量，或让女人受孕，至今这种“神像”在众多湿婆庙里仍随处可见，成了湿婆的象征之一。这一时期还出现了瑜伽修行，流行火葬，对牛、树进行崇拜，出现了沐浴形式，这些在婆罗门教和今天的印度教中仍然盛行。其六，前雅利安人时各原始村落的村神多是些简单石块，石块上饰以朱红或其他红色颜料。红色代表血祭，某些村落至今仍使用血祭。直到婆罗门祭司到达后，这些崇拜物才被确定为少数的神祗，如猴王哈奴曼、象头神耿乃希等，并随后替代以雕像，血祭也慢慢被放弃。
        关于第二点，由于水平有限，我掌握的情况并不多，但从世界上其他宗教的发展来看，这种结论是站得住脚的。我只以罗刹一族为佐证。这个佐证粗看有些不可靠，因为罗刹一族的大量出现是在《罗摩衍那》里，《罗摩衍那》是印度教的经典，但印度教的很多东西都源于婆罗门教，且罗摩的传说在印度教成形前十几个世纪可能就已经流传，迦犁陀沙只是对这些传说进行再加工写成《罗摩衍那》。按季羡林老师的观点，书中除第一章和第七章可能是后人附加外，其他6章均是古代源传下来的，所以这几章所反映的应该是婆罗门教的思想。在《罗摩衍那》中，罗刹一族居住于锡加国内（今斯里兰卡），食肉（可能尚未进入农耕社会），女罗刹极美，男罗刹丑陋残狠（大概让雅利安人吃了不少苦头）。梵天创造了水后为保护它而造出罗刹，其首领为十首魔王波罗那。该族曾战胜天帝因陀罗，但最终被罗摩打败。另，按印度神话，罗刹为一种具半神性的妖魔，身世说法不一，或出于梵天之足（我怀疑是达刹之传说的误传），或为吠陀仙人之一PULASTYA之子，是众神之敌，专门干坏事，破坏祭祀、惑乱人心、弄鬼乍尸、咬食人畜。罗刹们后来被佛教吸收，成了六凡之中的恶鬼，地位没什么改变，男人为黑身、朱发、绿眼，女人为绝色之妇，飞空行地，食人血肉，这是题外话。从以上传说不难看出，所谓罗刹其实是雅利安人进入印度后对某些土著的称呼，或是土著的图腾或神氏，这些土著很可能就是今天斯里兰卡人的祖先。由于这些土著常凭借林莽袭击入侵的雅利安人，破坏其祭祀并擅长躲避，因而被误认为会法术或巫术，被雅利安人大加丑陋化。
        在以上两种宗教融合形式中，第一种可能多发生于雅利安人进入印度不久，在印度北部立足的阶段，出于某种妥协，把当地土著的神祗通过联姻等方式转化成了雅利安人的神祗（一些印度学者认为婆罗门教中的多数女神都是通过这种方式受到雅利安人祭祀的）；而后一种情况可能多发生于雅利安人在印度北部立足已稳，开始向东向南扩张的过程中。这时雅利安人可能已经进入农耕社会，生产力水平高，婆罗门教多半已经成形，不需要再与被侵民族进行妥协，可以对其所敬神祗尽情丑化渲泻，或直接将土著居民描绘成各式鬼怪。这种情况在世界很多其他宗教中屡见不鲜。
        婆罗门教兴盛了数百年的光景，给印度人留下了林林种种的神祗、根深蒂固的种性制度、前后矛盾名目烦多的传说、各式的咒语和祭祀形式以及一段说不清道不明的历史。随着生产力的进一步发展，婆罗门种姓与其他3个种姓的矛盾越演越烈，社会关系终于酝酿着一次大改变，各种思想也风起云涌地活跃起来。在这样如沸水一样的社会中，公元前624年，北印度小国迦毗罗卫的王妃返回母家天臂城，经过一个叫蓝毗尼的园子时生下一个男婴，王妃七天后就去世了，迦毗罗卫的君主净饭王给男婴取名为乔答摩悉达多，以后的几十年，这名男子通过自己对社会和人生的理解及对众生的慈悲改写了印度乃至世界的宗教史，后人称之为释迦牟尼（SAKYAMUNI）或佛陀。
        关于佛教的历史、教义和故事可谓汗牛充栋，我水平有限，提不出什么更新的观点和看法，所以文中不再虚费文墨。想谈谈佛教普传前社会上与婆罗门教对抗的一些思潮，这些思潮的创始人都是佛陀同时代的人，其教义后来多为佛教所不齿，但佛教的内容却在很多方面透露出这些思潮的影子，它们起着承前启后的作用，可以想象在当时社会压力下这些思潮的创立和传播要经历何等的艰辛，这是种悲剧性质的反抗，是最让人心悸神动的。

        三、沙门及耆那教
        沙门是梵语SRAMANERA的音译，意思是勤劳、修道和功劳等，虽然后来这个词被佛教用来指僧侣，但我们所要谈的沙门却是公元六-五世纪反对婆罗门教的诸派出家者总称（包括佛教），据称这一时期印度社会上共有各式哲学派别363个（佛教派别62个），与春秋百家争鸣恰相呼应。这些派别划分起来，无非沙门和婆罗门两大系统。婆罗门系统认为梵我合一和祭祀祈福，沙门系统主要主张因果轮回和非杀，与婆罗门系统对着干。
        沙门系统最先兴起于印度东部，这一点很有趣。因为如果是单纯的延续和逐渐的嬗变，新的思潮应该兴起于曾产生伟大文明的印度河畔，或数百年来一直是吠陀文化中心的西北部，或是俱卢之野，而印度东部是开发最晚且在文明等方面相对落后的地区，就是这种相对落后的文明，孕育出相对开明的宗教，好象印证了马克思有关物质生产和文化生产不一致的说法。
        需要指出的是，各式新思潮的出现表明婆罗门教中的教义已经不能解决社会生活中存在的各种矛盾和问题，无法满足社会需要；即使在沙门系统内，各派的主张也不尽相同或很不相同，而释迦牟尼作为沙门之一，在当时并不是名声最著的。这些沙门所主张的观点如何且放置一边，他们放弃种姓差别，在东部的从林里，吃哪怕是最低种姓亲手烹制的饭菜，这是极不平常的。不了解种姓制度的人不会体会这一点的难处，即使到了今天，农村中仍有人宁愿饿死也不吃低种姓人准备的食品。他们许多人过着苦修生活，很多时候在丛林中采集野果为生，弃绝任何形式的财产，这使他们与“夜柔吠陀”时代及后来那些希望得到无限华美礼物的婆罗门们形成鲜明对比。
        在这一时代的沙门中，较有名的有6个人，佛教后来称他们为“外道六师”。哪六师呢？
        1、阿耆多·翅舍软婆罗（Ajita Kesakambali）。顺世论的先驱，彻底的唯物主义者，主张世界的基础是物质，而物质由地火水风四大原素构成。人的意识也是由物质以特殊形式结合而成，人死后，物质分解成其他形式。不存在地狱、天堂和来世，反对因果报应和繁琐的祭祀仪式。佛教称其主张为“断灭论”。
        2、尼乾子·若提子（Nigantha Nataputta）。耆那教创始人，通常称为筏驮摩那（Vardhamana）或大雄，是出身名门的刹帝利种姓，后通过严酷的苦行和持续冥想而悟道，提倡“七谛说”，宣传苦行，不主张婆罗门教神灵崇拜，反对浪费和奢侈，认为个人靠苦行和良好的操守即能达到圆满。由于大雄自己后来舍一切物质，甚至一丝不挂，该教至今也分“天衣”和“白衣”两派，故佛教称为“尼乾外道”、“无系外道”或“裸形外道”。
        3、富兰那·迦叶（Purana Kasyapa）。与灵山微笑的那位老兄不是一个人，本是迦叶族婆罗门家族的一员，主张一切偶然，善恶没有定数和标准，布施和祭祀不一定得福报，干坏事也不一定得恶报，没有因果报应。该主张与现在部分国人想法相近，沙门果经称之为“无因无缘论”。
        4、婆浮陀·迦旃延（Pakudha Kaccayana）。在阿耆多四原素的基础上加了三个原素，认为世界由永恒不变的地火水风苦乐命（灵魂）所组成，原素之间不被创造也不创造，既不相互转变也不相互侵犯，各自独立并保持一定空隙，较有名的说法是用刀子砍人脖子，刀子只是游走于骨肉的分子之间，而非杀人害命，因为组成人的原素不可能被破坏。（“若以利剑断他人头，皆不因此丧人生命。仅此七身，为剑贯通其间隙耳”）沙门果经称为“七士身论”。
        5、末伽梨·俱舍梨子（Makkahali Gosala）,一般译为俱舍罗。生活派的创始人，典型的宿命论者。传说生于牛棚，早年是奴隶，工作失误被主人脱光衣服，遂裸体逃跑以行乞为生，苦行24年，曾与大雄筏驮摩那共同生活数年，后因对戒律意见不同分裂，创生活派，主张万物皆由灵魂地火水风失苦乐生死和虚空12种元素组成，命运支配一切，主张三道轮回（天、人、兽），人要受840万大劫，认为消极和积极地生活对轮回不起作用。沙门果经称为“邪命外道”
        6、删迦夜·毗罗伲子（Sanjaya Vairatiputra）。诡术者，对有无轮回报应、有无灵魂因果等一概不作明确回答，认为回答有误，构成妄语，而妄语者死后不得归天，故对所有问题均答：我亦不以为如是，亦不以为唯然，亦不以为是其他，亦不以为不然，亦不以为非不然。有后来禅宗走极端走到“一说即错”的味道。沙门果经称为“不死矫乱论”。
        (注：以上六师的中文译名及部分内容均据南传大藏经广部之“沙门果经”。)
        因为都是外道，所以为佛教所不齿。六师的观点表面上看是两个极端，要么主张不受限制的个人主义自我放纵，要不同样是个人主义却进行荒诞离奇的肉体苦行，但实质上看，矛头都直接指向特权的婆罗门教。佛教的教义处乎这两种个人主义之间，所以能稳步兴起，并且获得“中道”之名。
        我对耆那教很有好感。两年前某凌晨外出公干，路上碰到一群游行的男子，其中有些人全裸，我还当是同性恋抗议呢。司机和我说这些都是JAINISTS，我回去查资料，才搞清JAINIST即耆那教徒。这是第一次接触耆那教，因为看到有人裸体，心里不舒服，感觉邪气太重。后来去印度中部和西部一些地区，接触更多耆那教的庙宇和信徒，对该教的了解越来越多，初时的不快慢慢转为欣赏乃至钦佩。遗憾的是，去年年初去南部城市麦索尔，因为赶飞机竟没时间去几十公里外的耆那教圣地瞻仰凭吊，想起来仍觉得可惜。但是在新德里，在卡吉拉浩，在艾罗拉石窟，在科钦，我一次又一次地站在大雄像前，想象着他传奇的一生，思考着耆那教延续至今的意义，感觉无限亲近。
        筏驮摩那自称是耆那教的第24祖，实际上是该教的真正创立者，弟子们称他为摩诃毗罗，即伟大的英雄，简称大雄。他出生于公元前599年，父母都是刹帝利种姓。和佛陀一样，大雄的父亲也是一个小王国的君王，家里生活富足而奢华。作为王子，他结过婚，有一个女儿，但心忧百姓而不得平静。30岁左右时离家，寻求让百姓解脱不幸的宗教途径，而寻求的方式就是苦行。他游历了很多地方，受了各式各样的苦。在这种严酷的苦行和不断冥想过程中，他放弃了该教初祖允许出家人拥有三件袍衣的规定，一丝不挂，对物质享受拒绝到了极点。在苦行的第13个年头，他在一棵毕沙罗（菩提树）下觉悟成道。成道之后，他组织教团，宣传教义，进行宗教改革，72岁时去逝。
        耆那教义说起来绕嘴，主要有五条：不杀生、不偷盗、不积藏、不欺逛、守德操。大雄的信徒们在饮水前要先过滤，以免水中某些生物遭受无妄之灾。走路时要小心，防止因不慎踩到昆虫。吸入空气时也要用一块布过滤，以保护飘浮在空气里的生物。此外，耆那教强调苦行，在烈日和暴雨下长时间地惩罚自己的肉体不是耆那教徒的专利，在当时也是其他很多沙门与教派的习惯，针对婆罗门教的教义，指出吠陀并非真知，祭祀杀生，只会增罪，婆罗门们是一群不学无术的废物，主张万物有灵，相信因果轮回，认为人应该有好的德行操守，只有这样，经过苦修，才能除旧业，入寂静，获解脱。
        公元前后，耆那教分化为天衣白衣两派，白衣派主张男女、种姓平等，否认裸体的必要性，僧侣们穿白袍。天衣派仍保守，重苦行，要求僧侣们基本上裸体，只有最伟大的修行者才能全裸。
        我喜欢耆那教除却因为其教义主张操守的重要性，提倡节俭外，还有一个原因是该教不讲究敬神，敬的是曾经存在过的24祖，换句话是，是敬哲人敬英雄。
        我常想，任何一种宗教的普传，除却其本身的教义适合社会发展外，该宗教本身的魅力也很重要。耆那教经过数千年的斗争和发展，至今仍在存在并在印度影响远远超过佛教，他的魅力是什么呢？耆那教的庙宇都很整洁简朴，不如印度教和佛教的华丽细致，让最普通的老百姓都感觉亲切；耆那教义和教徒身上有种悲剧的气质，与人诚恳讲信用，吃了亏也不太计较，加上至今仍有些教徒坚持苦行，以自我肉体上的惩罚来减轻心灵上对人对世所感受到的痛苦，这种修行对他人完全不构成威胁，自生自灭，只会使人民尊重；耆那教徒因为不杀生，所以不会去从事诸如屠夫、士兵、皮匠之类的职业，甚至不从事农业，从事贸易或工商业的人很多，由于讲究道德，他们成了印度最优秀的商人或财团。这些似乎都是其魅力所在。
        我不相信任何宗教，但我相信为人的一些基本道德和准则，坚持这些道德和准则不是为了取悦于某个神，而是让我们对生活产生希望的途径，是让社会平稳发展的精神力量。一切美好的感情都是相似的，人之所以对美好产生厌恶是因为太多虚伪借美好之名以行。在印度三年了，对生活的激情渐渐转成平静，但我仍在体会生活，仍在学习生活，并在周而复始的日月更替中思考这一生的真正意义。

(驻印度使馆供稿, 2003年4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