加尔各答散记
——小郭
2005-08-26 00:00

 

  2004年春节前去的加尔各答,为组织慰问华人的杂技演出。时间很匆忙,1月13号下午抵达,14号三场演出,15号下午离开。大约48小时的停留,塞满了各种活动,手脚不停地忙乱,眼也顾不得看,耳也听不大清,轰轰隆隆中就过去了。坐火车返回德里,因雾晚点,行驶了20几个小时。行程中看着野外的风景,加尔各答的经历渐渐显影,又是一番追忆!

  早听说过加城,但乱糟糟的印象不知从何而来。混乱的码头,昂首而行的贵妇,身后一串头顶手抱行李的佣人,马车,象辇,仆从如云。可能象《安娜与国王》中曼谷码头的景象吧。殖民文学和电影的描述。繁荣的加城,英治印度的首都,比上海成名更早、名头更大的东方都会,有几乎与世隔绝而又穷奢极侈、挥金如土的土邦王公,有目不暇接的奇花异草、奇风异俗,是早期殖民者、冒险家的乐园。

  几百年过去了,再看加城,似乎多少还停留在那个时代。到处是大都会的气派与傲慢,到处是穷人的窘迫与卑微。也许由于泰戈尔,加城也有了些诗的灵性、散漫;也许由于华人,加城让我们感到亲切、自然。

  经过恒河边,熙熙攘攘如同集市。正是朝圣季节,来此洗浴的人很多。汽车只能在人群中挤,走得很慢。河边的树篱上,晾着洗浴者的衣服。有人扯着长长的纱丽,迎风抖动,以便晾开。新来的朝圣者成群结队,风尘仆仆,背着挎包,提着水壶,见到恒河,神情兴奋,激动中不失肃穆。在来去穿梭的喧闹人潮中,在卖小吃的、卖水壶(供取圣水)的小贩高一声低一声的吆喝中,安静地趴在地上的长长一排不知几百人的乞丐是如此地触目惊心。男女老幼、各色人等,面前摆着一只或陶或铝或铜的水壶,安祥地等着偶尔落下的一两只钢蹦儿。乞丐队伍中还有很多人是裹片布就地躺着的。不断有警察来去、有高级轿车驶过,路边即是巍峨气派的高楼、可口可乐的巨幅广告牌。

  或许这些恒河边的乞者有其苦行修炼的宗教习俗动因,一个国家的经济腾飞也难以短期内实现,但回想中国,哪怕任何一个小城市甚至乡镇都至少在有意识追求干净整洁漂亮舒适了,再看这里,不能不感慨良多。曾经辉煌的文明又如何?不绝如缕的大国追求又如何?这么多老百姓过着这样的日子,在加尔各答这样的名城,着实让中国人看别人、想自己,倍感二十年来家国之幸。

  但破败只是加城的一面。故都的辉煌在城市建设、内在心态等各方面都还有诸多残留。旅馆旁边,走进不起眼的院子,发现一群五六层高的建筑,石头砌成,颇具古典风度,气派而不张扬,在一排高大棕榈树的护卫下,悄悄地目睹着城市的兴衰。一问,才知道这是老市政厅的办公楼,有年头了。穿行在街上,随处可见昂扬的梯形的高楼,象巴黎,除了有些脏。维多利亚广场上,庞大的棕榈树林、跑马场、草地,气度恢宏的前总督府,高踞宝座的维多利亚女王雕塑,基座上细腻生动的浮雕,一切都是过去那个时代的活化石,昭显着加城的品位,使它有点象堕入草莽的贵族。

 

  加城在精神上是有贵族资格的。它是西孟加拉邦的首府。恒河源出喜马拉雅,自西北向东南流经佛祖活动的北印地区,一头扎入孟加拉湾,冲积出肥沃富饶的三角洲平原,其东部为孟加拉国,西为印度的西孟加拉邦。正如中国的才子江南,地灵人杰,孟加拉是诗人的热土,是哲人的圣地,几乎垄断着印度文明中最辉煌的文学和哲学部分。她的杰出代表,就是1913年的诺贝尔文学奖得主泰戈尔。

  对泰戈尔,中国人怎样崇敬都不过分。到加城,自然要到他的故居去看一看。我们演出团一行数十人,拉成一长溜儿,穿行在局促的小巷里,去探访曲径幽处的深宅。老街的居民已经习惯了这种叨扰,但看到这么多东方面孔,小店铺的老板、小吃摊的贩子、无聊的闲人,都还时不时地问一句:“哪里来的?”然后殷勤指路。就连故居的导游,也特别地提及“中国人,应该来看看!”

  我们记得,是泰戈尔的诗歌启蒙了中国的新诗,启蒙了中国的人文精神。1924年泰戈尔访问中国,徐志摩充任翻译,梁启超为其取名“竺震旦”,新月社为他举办了64岁生日会。当时群贤毕至、少长云集,蔚为盛事。离开时,他说,“我走了,但心永远留在了这里”。我们永远不会忘记,泰戈尔怒斥日本侵华,公开声明支持中国人民抗日。弥留之际,他在信中对朋友写道,“无辜的中国人民必将摆脱悲惨的苦难,开创和平的新生活”,“我相信,在本世纪内,中国将完成一项特殊的使命:融汇东方的和谐追求与西方的科学之路、东方的灵性智慧与西方的人道主义。这项使命的完成将使中国成为亚洲乃至世界的领路人。”

  中学时,我多少次为他的那些诗句所感动。“使生如夏花之绚烂,死如秋叶之静美”;“如果错过太阳时你哭泣,你也将错过星星了”;“鸟儿愿为一朵云,云儿愿为一只鸟”; “果的事业是尊贵的,花的事业是甜美的,但让我做叶的事业吧”。等等。陪伴我长大,是泰戈尔的诗吹开了我们懵懂的心灵。想起泰戈尔,就想起那诗一样的少年时代。

  年过而立,以为不会轻易为什么事所触动了,但当我看到泰戈尔婴儿时睡过的小床、少年时画的画、游历世界时与各国名人的合影、他与夫人的卧室,走在他走过千百次的木板走廊里,站在那个他喜欢站在月光下谱写乐曲的阳台上,看他的儿子为他做的摇椅,在他去世的房间里,为他的纪念之灯撒上一捧花瓣,我仍然忍不住有些激动。这个百年老屋里曾经生活过怎样一个伟大的灵魂啊。启迪了多少人,深存于多少中国人的心中啊。他对中国的期望、预言正在实现,而对他的同胞,那悲悯之心仍然在空中飘,飘着。

  故居的解说员说,泰戈尔是印度永远的文化大使,更是加城人永远的骄傲。主办杂技演出的印方组织者工作认真负责,对我们的种种担心,他们反复强调,“别忘了你们是在加尔各答城,放心吧!”自信自豪溢于言表。

  我曾经遇到过一个生于恒河边的国际问题学者,却出版过多本诗集。同加城的朋友谈起,他骄傲地说,“每个孟加拉人都是诗人!”

  可惜,现在不是诗歌的时代了。恒河的泛滥,也因为政治不稳定、政府管理的不力而灾害加剧,加上人口失控,最终使西孟邦连同孟加拉国一道成为世界级的贫困地区。加尔各答,自然沦落为这片日渐贫瘠沙化的土地上风化褪色的老城堡。

  华人,也因此而逐渐地撤出加尔各答,撤出印度了。

  从19世纪起,就有很多广东人、福建人经东南亚到印度谋生,最多时,加城有数十万侨民。1962年的战争使绝大多数华人离开印度回国或改投他乡,如今加城仅余三千人了。其中,聚居在塔坝唐人街的有一千多人,主要是广东梅县的客家人,以皮革、餐饮为业。在印度,提起华人,基本就是“鞋匠”的概念,虽然有些令人气馁,但却是事实,何况自食其力,在几十年两国关系冷淡的情况下已属不易。

  慰问华侨的演出在离唐人街咫尺之遥的科学城剧场进行。几十年了,加城从来没有过国内艺术团体专为华人举办的演出,这次盛况空前,连邻近各邦的华人也闻讯赶来了,容纳二千多人的剧场座无虚席。入口处用中国结、对联、灯笼、门神、鞭炮等布置得春节气氛极为浓郁,数十张中国春节民风民俗的图片也勾起了离乡多年的老华侨们的思乡情绪。他们说,中国强大了,能做一些事情了,中国人在哪里都活得更扬眉吐气了。

  演出那天中午,我们与侨界领袖聚餐。车子在唐人街的小胡同里穿过,路边的排水沟里流的是华人皮革厂里排放的废水,化学制品、腐烂气味几欲令人窒息。很多华人的宅院就在排水沟边,张灯结彩地庆新年,小伙子小姑娘进进出出,似乎已经习惯了。后来问起皮厂污染、政府催其搬迁的事,朋友们都含混其词,说转型困难、正在治理等等。近年很多华人搬离塔坝,与污染不无关系吧。

  说起客家人,他们本就不是安土重迁的一派。明末以来,北方及中原人向沿海地区的大迁移,形成了客家人这个特殊的族群。他们生活在福建、浙江、广东、广西甚至云南丽江,与当地人和睦共处,同时坚持家族聚居,顽固地保持着家乡方言和民风民俗。一旦环境不利,他们会毫不犹豫地拔营就走,现在海外散居的华人华侨中,客家人占很大比例。无论家居何处,都永远是客。这就是“客家人”,“中国的吉卜赛人”。

  演出的主要组织者李万城先生,客家人,祖上河南开封。为此,来自洛阳的我少不得和他干了几大杯。说祖上,其实是几百年的传说了。尽管每家都还保留着祖谱,可以清晰地上溯到多少代以前,但家乡,已经是模糊不清的梦境了。艰难的环境里,这种回归故土、寻根祭祖的梦,使他们感到总有一天,他们将不再是客人、踏踏实实回家。

  在加城,他们把这个梦暂寄在玄奘庙里。玄奘,在印度华人心目中是先驱者,是祖先,是家乡的感召力,是一尊神。1992年以客家人为主的加城华人修建了玄奘纪念堂,作为集会、庆祝、祈祷、祭奠的场所。很大的院子,四层楼,有玄奘身背行囊的金身像,还有供奉佛祖的大雄宝殿。宽敞的厅堂,可以容纳二三百人呢。对远道而来的朝圣者,庙里提供食宿。我们遇到一个来自广西的尼姑,正在忙碌着制作萝卜腌菜。

  据李先生介绍,除了玄奘庙,华人还集资建起了学校(华美学校)、义庄(坟地),春节期间将组织游园会。有点钱了,也热闹热闹。皮革是传统产业,利润渐少,污染严重,仅几家在维持,大多转营餐饮业。以前一条街仅三四家餐馆,现在二十多家了。很多印度人远道来吃中餐,已经成主要客源了。

  我们就餐的“北京饭店”,两层楼,装饰豪华,尤其大厅里墙的顶端设计成长条形的水族箱,几条金龙、银龙悠闲地摆动,很是引人注目。餐厅生意兴隆,已经在加城开了三家分店,如果不是人手不足,恐怕五、十家也开得。听说老家人来,老板娘亲自下厨,做了白菜豆腐、腰果鸡丁等地道家常菜招待,尤其是新鲜霸鱼做的鱼丸汤,鲜嫩可口,众皆道绝。席间七嘴八舌,说不尽家乡情意,道不完异地艰辛。也佩服他们,只说语言吧,基本每个人都会讲客家话、广东话、国语,孟加拉语、印地语、英语。从他们的言谈举止,清晰地看到了面对生活压力的艰韧、坦然。不是猛龙不过江,都厉害着呢。

  走在歪歪扭扭的唐人街上,看着到处杂乱无章的餐馆牌子,低矮肮脏的小铺面,臭水沟,破马路,看着匆匆走过的皮肤黝黑如印度人的华人小伙子,几个放学的穿着蓝衣裙校服的华人小姑娘,大家议论,这也是人生啊,生于斯长于斯,却在心中梦想着不见得能回去的地方。客家人呀,外在的谋生艰难不论,内心的漂泊不定何堪!

  演出结束时,告别折腾了几天的城剧场,忙乱着拆除那些图片、门神、对联、鞭炮,忙乱着送走一拨拨拉家带口的华人,握别刚刚熟悉起来的李先生、张先生,握别印度文化关系委员会加城分会的朋友,再次穿行在混乱的车流、人群中,穿过与十九世纪的曼谷码头一般无二的加城火车站,我们终于坐上了离开的火车。

  印方很负责任,在火车车厢两头安排了持枪的警卫护送。满车厢的演员们唧唧喳喳地议论着加城的观感,那些黑红皮肤的士兵们怀抱着步枪傻乎乎地站着看我们笑闹。想和他们聊两句,他们却不懂英语,只是和善地笑。火车一路飞奔,离开加城,离开西孟邦。那几个士兵――最后的加城人也在中途与我们挥别了。他们的善意,负责,以及单纯,可爱,为我们的加城之行画上了快乐的句号。

  不知谁说过,有些地方,你见过一次,它就永远地住在了你心里。加城,就是这样一过难忘。

  穷人的加城,诗人的加城,华人的加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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