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来印度一年后，已去过十几个城市，给我印象最深的是加尔各答。她是印度最大的、最有活力的城市，也最能代表印度。加尔各答虽然面临一些政治、经济和社会问题，但又生机勃勃，市民表现出极大的生活乐趣，酷爱艺术和文化，思想活跃，政治认识水平高，非印度全国其他城市所能比拟。印度文学巨匠、桂冠诗人泰戈尔在这里出生，一生中的主要活动和创作也都在这里。这座城市就像泰戈尔的诗歌一样，既提倡东方的精神文明，也不排斥西方的物质文明。这座城市的许多方面都犹如陈年老酒，值得坐下来细细品味。

世界上最大的街心花园

　　加尔各答作为城市只有300多年的历史。1690年，英国殖民者来到这里，找到了适于海轮停泊的落脚点。1716年，英国东印度公司耗资500万卢比，修建了殖民者统治中心——威廉大城堡，将毗连的三个村庄连在一起，并以其中一个村命名“加尔各答”。当地孟加拉语原意为：平坦的地方。当时的英国首任孟加拉行政长官克莱武出于保护城堡安全的考虑，砍掉了城堡周围的丛林。他当时怎么也不会想到在这里居然拓展出了世界上最大的街心花园——马坦公园（Maidan）。

　　马坦公园有400公顷绿地，南北长达3公里，远大于纽约的中央公园。它不仅为市民提供了宽广的休闲娱乐场所，也是外来游客游览市容最理想的起点。当时英国殖民者曾计划将加尔各答建成一座欧式豪华首都，其建筑精华几乎齐集在马坦公园周围。英国获诺贝尔文学奖的小说家吉卜林于1888年来加尔各答时曾说，“如果你以马坦公园为中心走上一圈，你就会明白人们为什么称加尔各答为‘宫殿之城’。”

　　最具宫殿高贵典雅特色的是维多利亚纪念馆（Victorial Memorial Hall），位于马坦公园的东南方，建于英国殖民统治的晚期，主要建筑材料是用同建泰姬陵一样的白色大理石。这座乳白色的宫殿矗立在绿草地上，仿佛一艘荡漾在碧波上的白船，在晚间射灯的照耀下更显得神秘莫测，吸引着游人一定要进去看一看。纪念馆里的展品集中反映了殖民统治时期英国与印度的关系。纪念馆的正门前，维多利亚女皇的铜像高高端坐在英皇的宝座上，脸上毫无表情，不知她对今天的沧桑巨变作何感想。她背后主体建筑的圆顶上筑有6米高的胜利天使，作吹奏胜利号角的姿势。纪念馆里从装饰到展品都极尽奢华，努力向人们展示英属印度的业绩，然而在今天来看，不过是集中展示了殖民统治的罪证。那里使我最感兴趣的是其中的“加尔各答”馆，生动描绘了加尔各答的发展史。

　　离维多利亚纪念馆不远，圣保罗教堂（St. Paul’s Cathedral）是仿造英国坎特伯雷大教堂修建的。与教堂街北端相接的，是马坦公园东侧的乔林基街，现在叫尼赫鲁街。那是加尔各答最热闹的大街，到处呈现欧洲风格，街道旁大饭店、餐厅、工艺品店林立。其中的奥布罗伊大饭店（Oberoi Grand）建于19世纪70年代，号称全印最豪华的饭店。它的后面是新市场，也是同时代的欧式建筑。最值得一游的印度博物馆（Indian Museum），是1875年建造的意大利风格的建筑物。馆内展示丰富的印度文化遗产，分为考古学、艺术、民族学、地质学、物产、动物学等六大部门，其中考古学部门陈列最为丰富，从公元前2500年的印度河流域文明一直展示到近代的莫卧尔王朝的物品，有大量印度教和佛教的精美艺术品。艺术部门展示印度各地的纺织品、地毯、金属及象牙制的手工艺品。民族学部门介绍印度各地的风俗习惯、风土人情。地质部门号称亚洲最丰富的地质学展览馆。美国著名作家马克·吐温来这里曾说：“这座博物馆应该认真看上一个月。”然而我由于日程紧迫，仅利用午休时间看了半个小时。

　　沿乔林基街继续向北，建筑的风格更加多样化。马坦公园的北端是一片古建筑群。首先是萨希德高塔（Shahid Minar），高48米，把埃及、叙利亚、土耳其等不同风格融为一体。伊甸花园的水池旁矗立着缅甸式佛塔，塔下睡莲覆盖水面，荷花飘香，俨然佛门圣地。花园北面著名的历史建筑有：英国式的圣·约翰教堂（St. John’s Church）、希腊式的市政厅（Council House）、哥特式的作家大厦（Writer’s Building）、英国式的圣·安德鲁斯教会（St. Andrew’s Kirk）、希腊式的邮政总局（General Post Office）、比利时式的高等法院（High Court）等等。

独特的统治中心――作家大厦

　　为什么叫“作家大厦”？我请教了好几位专家学者，才初步搞明白。作家大厦始建于1777年，是英国东印度公司职员的办公大楼。东印度公司作为工业资本时期进行殖民扩张的主要工具，决不仅是一个单纯的贸易公司，而是一个拥有武装的政权机构。它通过发动一系列殖民侵略战争，洗劫宫廷宝库、强征田赋、垄断贸易、奴役手工业者和农民等方式，掠夺了印度的巨额财富。它的运转像一部国家机器，每天都要生产大量的文件、电报、信函、条约、指令……。当时制造这些文电的写手就集中在这所作家大厦里。因此，所谓“作家”并非是指文学创作者，而是东印度公司的文职官员。当时东印度公司英国总部招聘来的文职人员，往往到印度之后都有一段在作家大厦工作的经历。因此，作家大厦作为产生殖民官员的摇篮而闻名于世。诸如东印度公司驻加尔各答的首席行政官查诺克、首任孟加拉行政长官克莱武、英国首任印度总督黑斯廷斯等均出身于作家大厦。

　　今天，作家大厦是印度西孟加拉邦政府所在地。该邦首席部长巴塔查理亚在作家大厦会见了我。当我走进这座红墙白窗的英式建筑时，心里有一种说不出的感受。当年殖民者发动两次对华鸦片战争，参与八国联军进北京，阴谋分裂西藏的许多具体计划都是在这里拟定的。由于印度共产党在西孟邦执政已长达28年，因此，今天的会见又是在一位印度老共产党员和中华人民共和国特命全权大使之间举行。无论是在我去大厦的路上，还是在大厦甬道里，四周都挂满了镰刀斧头的党旗党徽。老共产党员见面先是同志式的拥抱，我向他介绍了中国政府重视发展同印度战略合作伙伴关系的政策。他提出希望中国政府支持中国公司更多来西孟邦发展，要求中方给共产党执政的西孟邦一些政策倾斜。欢迎中国共产党多派代表团来西孟邦交流执政经验。

　　思想文化的兴奋点――咖啡屋

　　离开作家大厦时，夜幕初降，我回去就餐尚早，提出去大学街（College Street）的咖啡屋（Coffee House）去坐一坐。陪同我的警官立即瞪大眼睛，下意识地按了按腰间的手枪，大声立正回答：Yes,Sir！（是的，先生。）

　　来到大学街，我为自己的“扰民”感到有点过意不去。开道警车在警笛尖叫声中从挤成团的出租车、畜力车、人力车中间为我冲开了一条路。下车后，陪同警官指挥四名警员推桑着行人开路。咖啡屋临街只有一个小门，沿着狭窄的楼梯爬到二层，里面豁然开朗，竟然有一个五百平米见方的咖啡厅。这里一百多年前曾是印度教著名改革家盖沙布·钱德尔·森的私宅。由于他特别好客，而且交游广阔，三教九流，各色人等都来他这里喝咖啡，高谈阔论。后来干脆开放成为公众咖啡屋。其最突出的特点是自由开放，话题大到政治、经济、科学、艺术，小到桃色新闻、小道消息，来这里的人简直无所不谈。这里既有热血青年，慷慨聚会；也有耆老学者静坐一隅，冥思苦想；还有公司职员大发牢骚，痛骂老板；甚至有妙龄情侣依依偎偎，谈情说爱。咖啡屋还有一些不成文的规矩，诸如：一个人要一杯咖啡在那里坐上一天也不会有人请你让位；不论多少人聚会，椅子多少可以随便搬，但中间只能是一张小桌；不论邻桌的人谈论什么话题，声音有多大，你既不能参与插话，也不能要求禁声。

　　我对咖啡屋慕名已久，多次听到印各界名流提起此地。有无数印度诗人、作家、电影导演、政客、企业家喝着这里的咖啡，刺激了灵感和激情，找到了理念和机会。英国殖民统治时期，著名的抵制英货运动从这里发起，印度共产党在这里传播马克思主义。圣雄甘地的追随者在这里探讨非暴力思想。教派领导人在这里争执印度和巴基斯坦分治。法学家在这里议论共和国宪法。曾光顾这里的名人更是不计其数，大文豪泰戈尔曾在这里构思作品。

　　今天我来到这里，似乎也应该有个值得讨论的话题，于是同随行的使馆领事官员讨论起支持加城华人发展中国城的设想。加城华人约有三千多，聚居在近郊的塔坝（Tangra）地区，我此行的主要目的是来看望和慰问他们。他们多数为广东梅县客家人，迁到这里有一百多年的历史了，现在多为第三代或第四代，主要从事皮革、餐饮、镶牙等行业。他们在加城拥有二百多家皮革厂，由于无污水处理设备，皮革厂对塔坝地区造成严重污染，全区弥漫着刺鼻的怪味。西孟邦政府要求将所有皮革厂搬迁到新的工业园区。我到加城时，不少皮革厂已开始搬迁。许多华人担心，工厂搬迁后是否能确保华人继续居住在塔坝地区的权利。我向西孟邦首席部长提出了这个问题。他表示希望将塔坝地区建成以餐饮服务和文化娱乐行业为主的“中国城”。但资金需要华人自己筹集，当然也欢迎中国政府或企业来投资。

　　临行时，咖啡店经理已向陪同警官了解到我是中国大使，坚持不收我们一行的咖啡钱，并用印地语大声说：“Hindi－Chini， Bhai Bhai！（印中是兄弟）我只好上前热情握手，并嘱咐秘书，下次来时送上一盒中国茶叶以回敬其友情。

运行中的交通工具博物馆

　　游人每到一地最先接触到的是交通工具。加尔各答交通工具的种类堪称世界之最，简直就是一个运行中的交通工具博物馆。

　　公共交通工具中最原始的是两轮人力车，据说是一百多年前由中国传过去的，中国俗称“洋车”或“黄包车”。近几年市政府曾计划要取缔人力车行业，认为这种人拉人的做法违反人道，有碍观瞻。但也有议员反对取缔，认为人力车适于妇女、老人和外来旅游者使用，既安全又无污染，并给一些无任何技能的劳动力提供了就业机会。因此，人力车在21世纪的加尔各答仍然幸存了下来。

　　最现代的交通工具当然是地铁。印度的第一条地铁线路首先在加尔各答通车，这使每个加尔各答人都为之感到自豪。它为人们通过最繁忙的市区带来了极大的便利，使人淡忘了在修建它所花的十几年里所带来的不便。地铁的设施完全符合现代标准，管理得也不错，从卫生角度看是加尔各答最干净的公共交通工具。至今仍有不少人出于观光目的去乘地铁。

　　有轨电车作为公共交通中的古董在加尔各答仍然表现出顽强的生命力。据印度博物馆里的资料介绍，最早的一条轨道是1880年铺设的，开始用马拉着车厢在轨道上奔跑。1902年才引用电动机车。在德里和孟买等其他城市，有轨电车半个世纪以前就绝迹了。而在加尔各答，它们就像一队不肯退役的老兵，坚守着最后一块阵地。今天的游人似乎又发现了它们的迷人之处，不仅仅是因为它们没有污染，当它们缓缓驶过市中心的达尔豪谢广场和乔林基广场时，眼望着历代英皇和历任总督的铜像，穿行在高大宏伟的欧式古代建筑之间，乘车的游人油然而生时光倒流之感，切身体会到了“英属印度”时期的场景。难怪西孟邦议员最近提出了进一步发展有轨电车的议案。

　　城市中最引人注目的当然还是那些黄色的“大使”牌计程车，令人感到奇怪的是出租车司机很少有当地的孟加拉人，多数操印地语。外来游客在上车前最好先谈好车价，车上虽有电子计程表，但往往不工作，司机宰客，司空见惯。

　　与其他地方一样，最便宜最不舒适的交通工具是公共巴士。加尔各答巴士内的设施仍然停留在上个世纪50年代的水平，即使在摄氏40度的高温中也无空调，车窗只能向上拉起一半。老式的硬木条座椅，车门是永远敞开的。但令人惊奇的是，加尔各答的巴士乘客均严格遵守“女士优先”的礼仪，上车时女士先上，在车上即使是老先生，也为少女让座。

丰富多彩的迦利格特绘画（Kalighat）

　　在印度博物馆的半小时当中，留给我最深刻印象的是加尔各答所特有的迦利格特绘画（Kalighat）。此种画的特点是线条粗犷，挥洒自如，色彩浓艳，构图简单，一般是画在43×28厘米的普通白纸上，不作任何背景修饰。

　　迦利格特绘画的历史很短，它是伴随着加城第一座神庙而诞生的。迦利（Kali）是印度教女神，俗称“大黑女”。格特（Ghat）意为登陆的地方。迦利神庙建在胡格利河畔。因而此画最初主要是描绘大黑女登陆献身的情景。根据印度教传说，迦利女神黑面獠牙，口吐红舌，赤身裸体，胸挂骷髅环，腰束断手串成的带，生有四臂，四手分别握剑、盾、绞索和从巨人身上割下的断手。据说19世纪印度的一些黑社会杀手专门礼拜迦利，甚至用被害人的尸体祭祀她。在胡格利河畔建迦利神庙是基于一个古老的传说。据说，印度教大神湿婆被萨蒂（湿婆妻子雪山神女的化身之一）之死激怒，扛着萨蒂的尸身跳起了毁灭之舞。他所过之处万物毁灭，眼看世界末日就要到了。这时，保护神毗湿奴祭起轮盘法宝，将萨蒂尸身砍成碎片。那些碎片飞落尘世。碎片飞落的每个地方都应修建祭祀萨蒂的神庙。传说萨蒂的右脚大拇指就落在了胡格利河畔，也就是修建迦利神庙的地方。

　　迦利格特绘画原本是送给神庙朝觐者的纪念品，因此其内容主要是以印度教神话传说为题材。虔诚的朝觐者回家后往往把画作为神物供奉起来，就像中国人传统供奉灶王爷。随着迦利神庙的香火兴旺，迦利格特绘画的需求量迅速增加，许多民间艺人云集神庙，作画谋生。他们一般都是现场作画，顾客要什么就画什么。绘画题材也逐渐从单纯宗教传说发展到广泛的世俗生活题材，特别是一些类似漫画带有讽刺意味的题材受到人们的喜爱。例如画一只大馋猫，脑门上写着素食者，嘴里却叼着鱼和鸡腿，讽刺那些公开称自己是素食者，背地里却偷着吃鱼肉的伪君子。

　　20世纪初，由于廉价的彩印石版画的竞争，迦利格特绘画曾一度销声匿迹。现在又有一些印度艺术家为保护民间艺术，专门来加城继承这一绘画传统，使这一绘画有了复兴的机会。

多姿多彩的迦利格特绘画

　　我在加城只有三天时间，工作之余很难再有参观时间。因而留下了不少遗憾。其中最令我耿耿于怀的是没有去泰戈尔的故居和德肋撒修女的墓地。这两位诺贝尔奖获得者既是加尔各答人的骄傲，也是我极其敬仰的人。泰戈尔生前曾两次访问中国，并在他的诗文中怒斥日本侵略中国。1941年，在中国人民进行抗战最艰苦的时候，他在弥留之际写信给朋友说：“无辜的中国人民必将摆脱悲惨的困难，开创和平的新生活。我坚信，中国将完成一项特殊使命：融汇东方的和谐追求与西方的科学之路、东方的灵性智慧与西方人道主义。这项使命的完成将使中国成为亚洲乃至世界的领路人。”德肋撒修女原为阿尔巴尼亚人。1928年被天主教会派到印度学做护士，后来加入印度国籍。1948年，她在加尔各答创立仁爱教会，专门救助老年人、麻风病人、残疾人和重病患者。她所创立的仁爱教会在世界各地设立二百多处各种救助机构。据说，她的墓地没有高大建筑，墓室中一具简单的石棺上放着一本《圣经》，墓室的墙壁上只有两个字“I THIRST(我渴)。”然而她的一生就像传说中救苦救难的观世音转世，来人间遍散甘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