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文明间徜徉——印度断想
驻孟买总领馆 崔洪建
2006-12-01 00:00

  对于曾经在印度有过生活经历的国人来说,无论你喜欢与否,这段经历注定是不平凡的,有关它的记忆难以磨灭。游走在寿享千年却仍生机勃发的两大古老文明之间,面对如此众多的相似和差异,毫不夸张地说,好奇和震撼每时每刻都在撞击你的感官和心灵,令人思绪徜徉,心潮起伏。

一、哪个印度,几重性格?

  在初来乍到者眼中,那个历史、文化课本中超凡脱俗的“西天之国”与眼前这个杂乱、喧嚣的印度全然无关,也很难将充斥报端的印度GDP年均增长8%并终将“赶超”中国的豪迈,与办事效率低下、基础设施落后、贫富差距悬殊的现实联系起来,宝莱坞歌舞片中的俊男靓女、富丽堂皇与大多数印度人的生活更有天壤之别。在与印度人交往时,普通印度人的平和、宽厚和沉静与“精英分子”们的尖刻、傲慢和好斗同时扑面而来,在经历感佩之情和提防之心的频繁切换之后,困惑油然而生。印度有一张复杂的面孔、印度人有着善变的性格,是大多数人的初始印象。

  印度的“复杂”直观可见。在这座“人种和宗教博物馆”中,各色人等杂处,诸神共享人间烟火。雅利安人的高鼻深目、达罗吡荼人的短小黝黑、锡克人的魁梧身材,形形色色。印度教徒沐浴圣河、砥砺苦修;穆斯林黑纱蒙面、虔诚礼拜;耆那信众一袭白袍、飘逸出尘,林林总总。印度的“复杂”又深藏其间,需要细心体味。这是一片养育了圣雄甘地、诗圣泰戈尔和特雷莎嬷嬷的土地,但极端分子的暴力却让它时时浸没于鲜血中;印度科研人才济济,软件业叱咤风云,却时常陷入膜拜“神迹”、崇尚超自然力量的全民狂热之中;贫民生计艰难,却安之若素,“乐天知命”,极尽奢华的巨富豪宅与满目疮痍的贫民窟相邻相伴,“和平共处”。印度在国际社会中给人的印象亦是如此,它曾在第三世界中长袖善舞,大国风范十足;也每每锱铢必较、寸步不让;有求于人时,又曲意逢迎,甚至不无谄媚。印度的“复杂”和印度人的“善变”,对于习惯了两分法思维的国人来说,无疑是对智识的巨大挑战。历经千年剧变、百年沧桑后的中华民族仍可以用“黑眼睛、黑头发、黄皮肤”来描述自己的民族属性,用“儒、道、释”来疏理自己的文化传承,用“治—乱、分—合”来贯穿自己的历史脉络。而印度呢?难怪马克·吐温感慨道:“对印度的任何评价都是正确的,但是相反的观点可能也是正确的,因为它太复杂了。”

  英迪拉·甘地夫人根据自己的观察,曾经对印度做出过这样的评价——“开放的社会,封闭的心灵”,从中可以品味出这位精明的政治家对祖国的复杂感受。多元化是历史使然,开放是大势所趋,是现实,是无奈,而对心灵的固守是企图超越现实,渴望消化苦难。因此我想,毋宁说印度文明始终是在坚韧地以“封闭的心灵”来应对“开放的社会”。对宗教的虔敬催生出执著甚至偏执,而多元文化杂处的现实则孕育出博大和宽容。在历史的断层、宗教的纷争后面,正是这种偏执与宽容的人性对峙所产生的巨大张力,维系着这个复杂的社会不致因争执而分裂,牵引着这个古老文明在自己的轨道上缓慢、顽强地负重前行。

  反省一下,同为千年文明的传承者,抱残守缺固然不好,但越来越“单纯地”信钱而“不信邪”的我们,是否也应该再多一些对信念的执著和对心灵的固守呢?

二、“深刻而糊涂”

  有人根据印度的地形和历史,将其比拟为一只“桌球袋”,是诸多文明交汇聚集的“终点”。古往今来,中亚文明、古希腊文明、阿拉伯文明、东亚文明、欧洲文明被“一网打尽”。种族溶汇、文明沉积将印度文化冲刷成一块顽石,色彩斑斓、厚重坚实却面目模糊。季羡林先生用“深刻而糊涂”、“重细节而轻整体”来概述印度主流文化的特征,可谓一语中的。

  这种现象在印度文化中随处可见。马克思说过,“(古代)印度人没有历史”,因为他们坚信现实不过是幻像,深刻地体会到帝王将相、功名利禄不过是过眼云烟,因此不屑于纪录,“糊涂”到要靠玄奘的游记来重写历史;印度伟大的文学作品无不关注细节而疏于整体结构,叙事冗长而主题不明;作为印度传统建筑代表的印度教寺庙更将细节发挥到无以复加的程度,整体却显凌乱。这一特性更渗透到印度人的思维方式和日常生活中。和印度人共事你会发现,他们精于细节的计算却往往没有可行的整体计划;他们自恃数学发达,将新德里和北京的时差都精确到了两小时又三十分钟,在现实生活中却极不守时,办事拖沓。

  我还见识过印度人的另一种“糊涂”。我曾经乘坐过不久前发生连环爆炸的孟买城市列车。在完全开放、没有任何岗哨和检票员、列车员的车站里,人们购票后自动对号入“厢”,买二等车厢票的乘客决不会“错”上一等车厢,尽管二等车厢里常常人满为患而一等车厢里空空荡荡,尽管两者的票价相差10倍。这在国内是绝难想象的事情。印度人无论贵贱都将大量的时间和金钱花费在内省、敬神而不是去挣更多的钱、享受更好的物质生活上,更是我们眼中不折不扣的“糊涂”。

  追求“梵(印度教中指人的灵魂或本质)我(指肉身、欲望)合一”,崇尚“精神解脱”,进而“践行达摩(即‘法’,印度教中指各种应遵守的法则和操守)”的印度教教义有教人安于现状、逃避现实的种种消极意义,成为种姓制度的思想基础,甚至阻碍经济发展,但身心平衡、各司其职、各安本分的社会规范与儒家倡导的诚心正意、修持治平的“君子之道”相合,是构建社会和谐的要件。建设“富裕的和谐社会”是我们追求的目标,财富提升物质生活,而和谐则产生秩序并凝聚力量,为财富的可持续增长打下基础。

  在当下或是未来的印度,当面对一位衣不蔽体、食不果腹却依然能垂首敛眉、静坐沉思的教徒时,我难以认同他的生活方式,但对他的决绝和执著心生敬畏。这其后隐藏的巨大精神力量,或许是除了软件业的发达外,我们更应当去了解的印度文明的生存和复兴之道。

三、“Chini”和“Chai”的往事:两大文明的共存双赢之道

  在西方世界,中国以“瓷器(China)”而得名,在印度,中国则以“糖(Chini,印地语,意为‘糖、中国’)”而得名。在这一名称背后,有一段中印交往的历史佳话。古印度发明了被称为“石蜜”的块状红糖,唐贞观21年,即公元647年,唐太宗遣使到印度那烂陀大菩提寺学习熬糖法,并请印度僧人及工匠到扬州传授制糖技术。约在元明之际,经过技术改良后生产出的白砂糖以“中国制造”的形象回到印度,“中国”由此得名,而印度人也一直认为糖是来自中国的舶来品。由“丝绸之路”传入印度的中国茶,是两大文明交流的另一结晶。印地语中称“茶”为“Chai”,与汉语的发音近似。茶树传入印度后得以广泛种植,喝茶早已成为印度人生命中不可或缺的一部分。后来成为西方世界时尚的“午茶”,据说就是英国人从印度学得而后风靡一时的,而印度至今仍是世界第一大茶叶生产国和出口国。

  在长达两千多年的中印文化交往史中,像这样互通有无、相互学习、互利双赢、惠及后人的事例不胜枚举,开放好学、彼此尊重使得中印两国一直到18世纪初都是世界上经济最发达的国家。如果不是近代史上的衰落和饱受凌辱,如果不是西方殖民者对边境线的任意切割,如果不是强邻的蓄意挑唆,如果不是印度政治精英的民族狂躁,这种交往本是须臾不会间断的。今天,在两大文明迎来复兴之际,我们有了一个机遇,可以携手续写这段传奇。

  对于中印关系的前景,也有被一部分“西方观察家”和印度“精英分子”们鼓噪起来的另一种声音。概而要之,无非是认定紧邻的两个正在崛起的大国势必成为“不共戴天”的对手,继而预言这场竞争的结果将重演“龟兔赛跑”:中国兔虽快但后力不继,印度龟虽慢却后劲十足。且不去理会西方“好事者”们过时的零和逻辑,部分印度人的心态却颇堪玩味。

  数千年来不断被异族入侵、分化和近代长达数百年的英国殖民史是印度人心中永远的痛,导致其对外部世界戒心深重。同时,殖民地历史的深深烙印以及印度独立所走的和平而非暴力道路,致使其与西方世界的关系异常微妙。“西方的铁”曾经如此深地进入了“印度的灵魂”,以至于它在东西方文明间定位模糊:多数印度政治精英成为西方“地缘战略”和“实力政治”观念的膜拜者、几乎被全盘接受的西方“民主”制度以及在“得附骥尾”心态下对中国的傲慢与偏见。在日渐富强的邻居面前,印度的这种种症状便时时综合性、过敏性地发作,似乎胜过国情相似的中国,就是对其“文明古国”和“西方优秀毕业生”双重身份的最好认证。由此,信誓旦旦地要赶超中国就成了精英们津津乐道的话题。

  在发展道路上,我们应当欢迎任何友好竞争、相互促进的比赛。在积贫积弱的旧中国的废墟上建立起来的新中国,始终处于追赶别人的状态,立志“超英赶美”也好,争做“世界一流”也罢,我们要么被视为弱者,要么被视为“潜在的对手”,似乎还从未被作为“追赶”的对象。成为被追赶者有利于我们听到更多的批评,“闻过则喜”,从而“三省吾身”;有利于我们时时刻刻有紧迫感,不会懈怠;有利于我们求教于四方而兼收并蓄,成就伟业。中国在历史上最强大的时期恰恰是国家最开放、政府最虚心、人民最好学的时期。中华民族胸襟博大,有这种气魄。

  如此,即便这是一次龟兔赛跑,我们也信心十足:龟兔之间有过两次竞赛,条件相似,结果不同。我们要做那只不仅动作敏捷、聪明稳健,还能戒骄戒躁,善于学习并最终赢得比赛的兔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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