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华网北京１１月３日电（侯丽军、彭侃）“我取了一个中国名字，穿上中国的衣服。我心里早就知道，我无论在哪里找到朋友，我就在那里获得新生。”

　　７０年前，印度文学巨擘拉宾德拉纳特·泰戈尔在自己的最后一个生日上口授了《我曾踏上中国的大地》一诗，用深情的笔调回顾了他１９２４年在中国度过的美好时光。

　　２０１１年，深秋的未名湖畔。中印两国学者齐聚一堂，召开“泰戈尔诞辰１５０周年国际学术研讨会”，深入探讨泰戈尔的思想及其作品的内涵，重新解读他在中印交流史上的重要意义。

　　作为世界诗人的泰戈尔

　　从中学时代起，黄宝生就深深喜爱上泰戈尔的诗歌，诗歌中所描写的自然和人性之美深深震撼了他的心灵。

　　如今，他已年近古稀，成为著名的梵文专家，并曾历时１７年主持完成印度大型史诗六本《摩诃婆罗多》的翻译工作。他说，多年来对印度古代文化的研究，使他对泰戈尔作品中的思想蕴含有了更加深刻的体味。

　　“泰戈尔的文学创作扎根于印度大地，又有宽阔的世界视野。”在黄宝生眼中，泰戈尔既熟稔印度古代的宗教、哲学和文学传统，又密切关注西方文明和文学的发展，是沟通和融合东西方文化的成功实践者。

　　泰戈尔曾说过：“地理界限在现代世界已失去意义，世界上的人们已走得很近……东方和西方应当在追求真理中携手。”

　　１９１３年，泰戈尔的宗教抒情诗集《吉檀迦利》获得诺贝尔文学奖，使他成为第一位获得诺贝尔文学奖的亚洲人，也证明了东方的智慧可以被一切民族所了解。

　　孟加拉语并未被视作一种世界语言，然而泰戈尔却是一位世界诗人。在泰戈尔的作品中，语言不再仅仅是承载着文化内容的一种载体，而是能够唤起一种超越语言的文化普遍性。

　　“泰戈尔的眼光不仅仅局限于一个社会、一个国家，而是高于社会和国家之上，是一种世界的眼光。”印度圣蒂尼克坦“露天学校”教授拉梅什瓦尔·米什拉教授说。

　　作为自然讴歌者的泰戈尔

　　泰戈尔是自然美的热情讴歌者。

　　“我们在鲜花、果实、叶片中看到湿婆狂舞的快乐的韵律：从中，听到全世界生命与生命那种自由而纯洁的聚会的消息。”泰戈尔认为自然与美是同一的，自然之美体现为一种和谐之美。他的自然诗传达出一种生命澎湃的律动和万物和谐的巨大欢乐。

　　１９０１年，泰戈尔在远离城市喧嚣的圣蒂尼克坦创办了一所“露天学校”。自然课是学生课程表上的一部分。在浓荫蔽日的果树下，孩子们围坐在地上听课。他们在雨季被淋湿，在冬季晒太阳，可以尽情享受月光明朗的夜晚。

　　泰戈尔认为，人类利用自然谋生，不得不耕耘土地、建造房屋，织布制衣；而在另一个层次，人类必须探索自然法则和事物的相互关系，寻找多样性世界中的统一性，只有如此，才能求得真知。

　　看到西方工业文明对大自然的横加破坏，泰戈尔曾经发出预言，“我们从未细想，我们做着多么残酷、多么不仁义的事情，世界上的许多事带来了污秽，这是人一手造成的。”

　　“当人类为生存环境的破坏焦虑不安的时候，当地球上的物种逐一灭绝的时候，先哲的警告在我们耳边铮铮作响。”中国社会科学院研究员薛克翘说。

　　拥有“中国心”的泰戈尔

　　１９２４年，当泰戈尔即将结束访华之旅时，诗人徐志摩问他是否遗落了什么东西时，泰戈尔伤感地答道：“是的，我的心留在这里了。”

　　泰戈尔对中国的友好之情在上海第一次演讲时就表露无遗：“我相信你们的前途有一个伟大的将来，也就是亚洲的未来，我盼望有一天你们的民族兴起，表现你们内在的精神，那是我们共有荣华的一桩盛业。”

　　回到印度后，泰戈尔一直在筹划建立一所沟通中国和印度文化交流关系的永久而固定的机构。１９３７年，他在印度国际大学设立了一座中国学院。

　　“泰戈尔到中国访问时，对中国文化是充满尊敬和赞赏的，他深谙两国文化的相通之处。”黄宝生说，泰戈尔很喜欢老子的《道德经》，他的著作中还引用过《道德经》中的语句。

　　在深受中国文化浸润的同时，泰戈尔也熏陶了一批中国最有才华的诗人和作家。新诗界的一批诗人无不受其影响，而他们又转而以自己的作品，影响了一代又一代中国读者。

　　“把泰戈尔视为现代印中文化关系的象征毫不夸张。”印度驻华大使苏杰生说，他相信，一些新的举措，如印中文化交流百科全书的编纂或在印度中学开设汉语课程等，一定会得到大师的祝福。

　　印度圣雄甘地曾这样评价泰戈尔：“与成千上万的同胞一道，他以自己的诗的天才和生活的异常纯洁，提高了世界对印度的评价。”在中国，泰戈尔的文学创作，也必将以其和谐的艺术之美，永久滋养中国的文学土壤和读者的心灵。